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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端与需求端合力致经济短期企稳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更新时间: 2017-04-11 07:48

    2017年全球经济将处于极大的不确定中。首先,美国加息重在抑制通胀,其经济基础并不牢固。其次,全球央行货币政策正在经历从全面宽松至边际收紧的过程。由于各央行的政策目标各不相同,未来政策的可持续性及政策效果会大相径庭。

    中国经济短期企稳源于供给端与需求端合力。虽然先行指数在2016年触底反弹,但近些年每次反弹的峰值和峰谷依次下移,表明经济下行压力仍存。综合来看,2017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会在6.5%至6.7%区间,其增长率水平将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

    预计2017年我国CPI增速会出现小幅上涨,但不会超过3.0%;PPI同比增速在3.5%附近,且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如果经济增速在今年第三季度开始回落,届时货币政策可能呈现“前紧后松”的态势。

    □费兆奇

    2017年全球经济显著特点是极大的不确定性

    2017年的全球经济处于极大的不确定中。

    首先,美国加息重在抑制通胀,其经济基础并不牢固。

    一方面,美国核心CPI在2016年以来一直稳定在2%的目标值之上;核心CPI和CPI在2017年2月分别达到2.2%和2.7%;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价格不断飙升,美国20个大中城市的标准普尔房价指数在2017年1月达到192.81,逐步逼近2006年7月206.52的历史峰值。

    但另一方面,美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在近些年波动非常大,绝对值较大的正增长和负增长几乎交替出现;劳动参与率在危机以来一直呈现下滑趋势。虽然根据IMF,美国2017增长率的预测值为1.9%,似乎高于2016年的1.6%,但美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在近年也有所提高。例如,美国2016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远低于市场预期,IMF更是在2016年10月将美国2016年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从2.2%大幅下调至1.6%。

    此外,在近些年超低利率环境下,美国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都积累了巨量债务,加息进程的提速无疑会刺破美国庞大的债务泡沫。由此来看,美元加息理应更趋谨慎。但这与美联储“喧嚷”的加息进程并不吻合。

    其次,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正在经历从全面宽松至边际收紧的过程,但由于各央行的政策目标各不相同,未来政策的可持续性及政策效果会大相径庭。例如,美联储加息主要源自对短期经济复苏和通胀升温的预期。而欧日方面,虽然经济状况没有根本好转,边际收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挽救负利率下举步维艰的银行业。新兴市场国家加息预期的升温则是为了应对美元升值带来的本币贬值压力。

    再次,特朗普经济政策风险。

    一是特朗普的经济悖论。从美国经济发展史看,在经济衰退时期,增税将大幅削弱财政支出扩张的效果,紧缩货币将大幅削弱减税对私人部门的刺激效应,而如果是紧缩货币搭配财政扩张(基建)和减税的话,基本是美国财政预算的不能承受之重。特朗普的核心经济政策自相矛盾,构成了“不可能三角”,基于其提出的经济主张的资产价格预期也必然是难以持续的。

    二是特朗普经济政策自身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以美元加息为例,特朗普曾多次抨击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资产价格泡沫和股市的虚假繁荣等,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低利率的偏好,他认为低利率有利于长期融资,可以通过发行更便宜的新债偿还高息的旧债;同时可以降低基建投资的融资成本。总的来看,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将为2017年全球经济和金融运行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经济短期企稳源于供给端与需求端合力

    2016年至今,中国经济实现了短期企稳。在供给端,PPI自2016年以来快速上扬。供给端的约束使得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上、中、下游企业的去库存和煤炭、钢铁等产业的去产能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此背景下,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增速由负转正,特别在2017年以来加速攀升,企业的盈利能力不断改善。

    从历史数据看,PPI和产生品库存在多数情况下保持着同方向的运行趋势,意味着PPI波动能清晰地将供需信息传递给市场,从而引导企业自发的库存调整行为。例如,2014年以来,随着PPI加速下滑,市场其实也已自发减产,产成品库存不断下行。又如PPI在2016年以来的快速“拉升”,带动产成品库存增速有负转正。在内部因素(政府主导的去库存和去产能)和外部因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的共同作用下,PPI价格急剧反弹,企业短期盈利能力也随之迅速改善。

    在需求端,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带动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自2016年7月至今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速度。但问题是民间投资增速在2016年以来大幅下滑,虽然在2017年2月有所反弹,但可持续性仍然有待观察。

    导致民间投资增速下滑的主因有二:一是来自制造业增速快速下滑和基础设施投资瓶颈的双重挤压。二是民营企业的内源性融资不足。由于我国民营企业外部融资的溢价较高,其投资的资金来源一直以自筹资金为主体: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中,自筹资金所占的比重在近些年一直处于60%至70%的区间内波动。

    但在2016年年初,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中的自筹资金增速发生了大幅下滑,从2015年12月末的9.50%垂直跌落至2016年2月的-3.10%,之后虽有反弹,但力度微弱。从时间上看,这与民间投资增速在2月的“断崖式”下跌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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